中國近視患者超4.5億帶來社會經濟成本6800億元

中國近視患者超4.5億帶來社會經濟成本6800億元

近視一年吞下6800億元

　　2015年首份《國民視覺健康報告》發布4年后，作為本書主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坦言，“國家現在高度重視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但兒童青少年近視高發的態勢沒有太大改變”。

　　那份報告寫道：2012年我國5歲以上總人口中，各類遠視力缺陷的患病人數大約在5億，其中近視的總患病人數在4.5億左右。可以說，中國幾乎每3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患有近視。若沒有有效的政策干預，到2020年，我國5歲以上人口的近視患病率將增長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將達7億。

　　2018年8月，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8部門聯合印發《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提出了到2030年中國6歲兒童近視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標。近視防治成了一個全民關注的話題。

　　然而，近視在我國青少年兒童中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根據國家衛建委2019年4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2018年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調查結果顯示，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小學階段從一年級的15.7%增長到六年級的59.0%，高三年級高度近視(近視度數超過600度)的人數在近視總數中占比達到21.9%。

　　中國醫師協會眼科分會會長、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寧利嚴肅地向記者強調，這是一場“需要群防群控的戰爭”。

　　影響

　　在一場由全國防盲技術指導組組織編寫《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治科普100問》的新書發布會上，現場許多已為人父母的記者向該書主編之一王寧利拋出各種問題。

　　“我家孩子剛上一年級就近視了。能不能不戴眼鏡？戴眼鏡會不會使她近視加速？”“小孩子第一次配鏡需要做散瞳嗎？”“我的女兒學習編程兩年了，我很糾結。一方面她喜歡，但怎樣才能保護自己的眼睛呢？”

　　“我們整個公共衛生體系對于視覺健康這方面的知識是愧之又愧。”李玲談起這點，語氣沉痛。她想起自己當年發現孩子近視時，也只是隨便帶她去街頭一個眼鏡店配眼鏡，沒有重視起這個問題。

　　“中國曾經是個盲人大國，在解放初期，感染性疾病和營養不良性的眼病是主要的致盲原因，如今中國的防盲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效。”王寧利告訴記者，沙眼等致盲因素早已成為歷史，糖尿病、高血壓，以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眼底病變成了主要致盲因素，同時近視患病率也逐漸成為一個公共問題。

　　直到編寫《國民視覺健康報告》時，李玲才發現，在我國近視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了。

　　事實上，眼科學界對近視的關注早于此。2011年，王寧利帶領團隊在河南安陽建立了“安陽兒童眼病研究”。到目前為止，已對3000多名小學生進行了連續6年的檢查，對2000多名中學生進行了連續3年的檢查。

　　據該項目研究員之一魏士飛博士介紹，研究發現，小學一至六年級的累計近視患病率分別為5.8%，11.9%，23.3%，36.0%，47.9%，59.1%；更令人驚訝的是，小學二年級以后近視的患病率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加，小學六年級時已接近60%；“小學階段是近視的高發年齡段，早期的近視防控工作尤為重要”。

　　“這個問題已經太厲害了，視力損傷會造成GDP的損失，最關鍵的是對國家安全造成傷害。現在近視發病率這么高，像國防、精密儀器等很多職業將來就招不到人了。事實上我們國家近年來每年都在放寬征兵的視力標準，但依然招不夠人。”李玲告訴記者。

　　據當時《國民視覺健康報告》估計，2012年，由各類視力缺陷導致的社會經濟成本在6800多億元，占當年GDP 的比例高達1.3%。算上視覺健康對生命質量的損失，占GDP的比例將達到1.83%。

　　她同時發現，高度近視會引起眼底病變，甚至有致盲的風險。但盡管“這個問題可以說比高血壓、糖尿病還要厲害。它的面更廣，危害更大，尤其是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信息化的社會”，但“在過去沒有研究和數據說話時，局部看不明顯”。

　　而如今，這個問題造成的巨大缺口，已經難以填平。

　　努力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中心副主任鄒海東回憶起小時候，“幼兒園孩子是不會戴眼鏡的，小學戴眼鏡也稀罕，還會給他們取外號叫‘小四眼’，這也說明戴眼鏡的孩子是稀罕的?，F在小學戴眼鏡的孩子根本不稀罕，幼兒園里的‘小眼鏡’也多起來了。”

　　從事近視防控多年，他已經很難想起是從什么時候，近視已逐漸向更廣、更低齡人群滲入。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院長瞿佳看來，邁出近視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學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把這最基礎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進一步防控？”

　　然而，把近視看成一種病的人少之又少。“學校從行政部門到校長老師，都應該把近視看做是一種病。” 鄒海東說。

　　在一場關于近視防治的會議上，有眼科醫生提及，自己作為醫生，都沒有做到每年帶孩子去檢查一次近視，直到孩子說看不清了，一查才發現近視程度已經不輕。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小兒眼科教授周煉紅在面向湖北省28所小學1～3年級21551名小學生的家長進行問卷調查時發現，盡管98.10%的家長都有督促孩子保護眼睛的良好意識，88.74%的家長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視力情況，其中僅有28.6%的家長定期帶孩子去醫院檢查視力。“這提醒我們，要正確引導家長對近視的認識，視力出現異常，及時到醫院就診。”

　　而眾多眼科專家注意到，從前農村孩子比城市孩子近視患病率更低的傳統印象也在打破。特別是農村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直接管教，更容易癡迷于電子產品，視力下降情況也非常嚴重，然而他們往往不自知。

　　有20多年經驗的專業人士何毅對在吉林省靖宇縣考察時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發現一個9歲的小男孩看東西有異樣，就問，“你能看清黑板嗎？”孩子堅定地回答，“能看清”。但驗光發現孩子已經患有嚴重的近視。“家長都打工去了，他分不清看得清黑板和看得見黑板上的字的區別。”

　　早在2007年，國務院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后，教育部即制定《中小學學生近視眼防控工作方案》，就保護學生視力提出了工作措施，包括保證睡眠、建立視力定期檢測制度、堅持每天一小時體育鍛煉制度等。

　　鄒海東告訴記者，上海市從2008年就開始啟動一系列近視防治工作。一開始，他們嘗試過改善教室照明燈光和改造課桌椅，都只在第一年效果顯著。從2010年開始，上海市專門投資3000萬元建立起上海市兒童青少年屈光發育檔案，建立起整個上海市107.9萬的孩子屈光發育檔案。

　　通過對比研究，他們發現近視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還是課業負擔。連續讀書寫字時間太長，室外活動缺乏，都會造成孩子早早近視。因此，從2015年，他們進行了3組對比，按孩子每天課間和午休戶外活動的時間，分成80分鐘組、40分鐘組和無戶外活動組。3年之后，80分鐘組的孩子近視狀況明顯好于40分鐘組，更優于無戶外活動組的孩子。

　　“我們小時候課間都在外面瘋跑，現在孩子課間不太出去玩了，學校生怕出現各種安全問題，或者課業問題?，F在我們有個說法叫‘目浴陽光’，讓孩子多出去玩，孩子的眼睛就會好，這就是最簡單的方法。”鄒海東說。

　　而在何毅看來，視光行業專業人才的缺乏也是近視防控的一大挑戰。在英國，視光師和配鏡師是兩種職業，且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人們會認真地把眼鏡當作醫學用品來對待。

　　“消費者形成了一個概念，我去眼鏡店是買東西，從來沒想過是去看病。”從管理上沒有把它作為一個醫療行業，而是作為一個服務業，作為一個零售業，兩個行業的稅收標準是不一樣的。很多原因造成這個行業今天想改進，想去進行更新，都碰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

　　未來

　　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院長瞿佳看來，邁出近視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學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把這最基礎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進一步防控？”

　　教育部基礎教育質量監測中心2018年發布的《中國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我國青少年近視率已經高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國初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近視率均已超過70%，而美國青少年的近視率約為25%，澳大利亞僅為1.3%，德國的近視率也一直控制在15%以下。

　　“這不是一個靜態的指標，現在整個中國的近視率還在上升，如果我們放任不管的話，可能到2030年小學生患近視比率就不是38%了，可能是百分之四十幾。所以要每年降低0.5%還是很難的。”王寧利說。

　　在王寧利看來，需要拯救的不僅是孩子的眼睛，更是傳統的教育理念。在新書發布會上，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近視眼防控的痛點就在于應試教育。“我要在你身上割掉一塊肉你會痛。大家誰都不愿意割的這塊肉，就是學習壓力。”

　　他開玩笑說，如果誰想要孩子不近視，可以等孩子一生下來，就送到內蒙古草原的牧民家里，從此過著牧民的生活，放牛放馬放羊。“但是誰也做不到。為什么做不到？社會已經進入知識型競爭的社會，如果不學習，能進清華北大嗎？”他的發言讓會場陷入沉默。

　　在一場關于近視防治的研討會上，周煉紅毫不隱瞞地說，“就在不久前一個下午，我們眼科專家被叫去區政府開了一場關于近視防控的會議，討論起減負問題十分激烈，但看到在座有幾個教育系統的人面露苦笑。一問才知道，就在當天上午，他們教育局開了會，就是要再抓教育……”

　　在李玲看來，全國性轟轟烈烈的近視群防群控尚未形成，是因為缺乏一個有效抓手。而成立專門的國家綜合防控青少年近視領導小組或許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她提議可以借鑒新加坡、日本等國的近視防控經驗。

　　在新加坡青少年近視率也一度居高不下，21世紀初，7歲兒童近視患病率超過20%。超過70%的大學生需要佩戴眼鏡。

　　但新加坡成立起國家近視預防工作組，5年內在各個學校開展視力普查健康教育并建立新加坡近視檔案。2011年，新加坡宣布2005-2011年青少年近視率下降了5個百分點，實現了新加坡建國以來兒童近視率首次下降。

　　王寧利告訴記者，目前從事眼科工作的人數已經發展到10萬人，然而基層眼科醫生和初期眼保健專業人員的相對匱乏，且東中西部眼科機構的發展不均衡，仍然是制約近視防治的一個因素。“基層眼科醫生的相對匱乏，導致疾病的早期篩查、預防做得不夠，病人到了疾病的中晚期才到醫院來看病，往往耽誤了病情”。

　　何毅告訴記者，嚴格來講，驗光不應該低于15分鐘，在英國這一標準是40分鐘，且收費標準很高。他提議，以國家政策干預方法，徹底改變認知。“未來我們能不能把青少年的驗光配鏡納入醫保？你可以象征性地收費，但這是在告訴大家，配眼鏡不是買東西，本身跟健康掛鉤”。

　　王寧利在今年兩會上提出提案，希望在今后的大學入學考試中，提高身體素質的加分。“實際上就像一個杠桿，讓大家知道不但要注重學習，還要注重身體素質，做到德智體的全面發展。”

　　不過，對于公眾來說，這樣一種轉變能否適應，還有待考驗。近日，杭州三墩小學一則關于學生視力低于5.0不能評三好學生的規定，在網上引起了熱議。

　　在這條新聞下面，點贊居多數的一條評論是，“我看看書得罪誰了？我近視得罪誰了？”(本報記者魏其濛對本文亦有貢獻)（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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